科学工作者的祖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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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工作者的祖国
来源：陈齐美发布时间：2019/5/28 16:52:37 浏览人次：34108
本文摘编自《士者弘毅》，原文为作者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程硕士开学典礼上的演讲，原文有删减 1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个中国大陆去的同屋，他读材料学博士，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，是尖子里的尖子。在共和国前30年，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，是那时少见的城市贫民。他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妻子和六个孩子，孩子里只有他一个念了大学。他赴美不久，就信了基督教，而且很快开始激烈批评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国。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陶瓷材料，那是最尖端的材料，可他毕业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。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，用我们的话说是“保密行业”，不容外国人插足。尽管他不喜欢祖国，却也无法通过美国政府的“安全检查”（security clearance）。后来，他给一家小公司做实验员，挣的是在大学里当助教的工资，每小时不到十块钱。再后来，他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，转行去做芯片工厂的质量检查员，工资才随着IT业水涨船高。那是种普通而平静的美国生活，但他永远不会成为陶瓷材料专家了。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材料学博士，他若回祖国研究陶瓷材料，没有“安全检查”的问题，可以成为我国最出色的陶瓷材料专家。不是大陆人的华人又如何呢？ 40年前的1964年，年轻的李文和先生离开了台湾，去美国读博士学位。他很出色，毕业后在美国找到了工作，成为核专家，在美国能源部所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，而且成了那里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。那是美国最高级的实验室了。李先生认同美国，热爱这个给了他机会和富足的新祖国。在这个新的祖国，他踢足球，喜欢野外活动，还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他还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，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，来中国做基础科学的学术报告，进行学术交流。他是美国人，但毕竟也是中国人，希望在自己母国的文化圈里获得认同和尊敬，是人之常情。他的每次北京之行，还都和美国情报机构配合，肩负了解中国核专家和核研究进展的任务，每次返回美国都向情报机构汇报。还有报道说，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者。然而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，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，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，其中主要的指责之一是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的技术。美国情报机构断定，中国显然已经把核弹头微型化，而中国人不可能发明这种技术，除非是从美国偷，可他们找不到中国偷窃技术的根据。于是，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国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。李文和并不研究武器设计，但在1999年底，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了，而且立即被工作了20多年的实验室开除，还丧失了退休金。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说，如果他不“承认”为中国做间谍，就要像用电椅处死罗森伯格一样处死他（1951年罗森伯格夫妇因向苏联提供美国核技术机密被捕，1953年被双双处死）。李文和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，牢房没有窗户，灯永远开着，夜里也不会熄灭。他在牢里也要戴上手铐和脚镣，还经常挨饿。李文和自己感到，政府知道他不是间谍，无法接触敏感信息，所以想逼他自杀，把案子坐实。因此他提前声明，自己绝不会自杀。新世纪更替的2000年元旦，他独自一人在囚室度过。在被关押了九个多月之后，他终于被迫承认一些轻微的过错，说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，这样才换取了出狱。他的“过错”是什么？就是把一些数据下载到个人计算机里。那些数据是公共信息，丝毫没有敏感性，只代表一个程序员的正常工作，实验室里人人都这么做。现在，李文和依然认同美国，他在个人网站上发起了签名运动，期待美国总统向他道歉，期望美国政府向他道歉，从而赔偿他失去工作的损失。然而，在新出版的自传里，他却这样写道：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，我经常想，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，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，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。狱中面壁，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：无论多么睿智，无论如何勤奋工作，像我一样的亚裔，像我一样的华裔，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，永远是“外国人”。是的，对美国而言，你李文和虽然是美国公民，却是中国人。科学无国界，如果华裔科学家没有祖国，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，除非他不想成功，不想成为科学家。 2在成功的祖国 1996年，在中关村的西北方向，矗立起一座航天城。那里有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，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、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。我在网络上读到过一些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，很感动。 1999年11月20日，中国的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，飞船的一举一动都由北京中心遥控，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，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要从这里发出。任总调度的是一个北航毕业生，名字叫申劲松，当时只有26岁，神舟一号升空之日是他的26岁生日。第二天飞船返回时，他发现状态有些不对，只有20秒钟的时间做决定，而且决定的后果是巨大的。他做了决定，而且做对了。返回舱落地之时，申劲松没了感觉，就是腿软，汗从握紧的拳头中流下来。到2002年神舟三号发射升空，这个1973年出生的28岁大男孩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了，他的工资只有1300元。事实上，整个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这样的一些青年人，全部是我国自己培养的。到神舟三号升空，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。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，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胸有成竹、满腹经纶的专家领军撑腰，就靠刚从学校出来的这些年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。现在已经成为飞船轨道专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师大天文系的硕士毕业生，一进来就做轨道设计软件。可飞船还在制造中，飞船数据还不明确。他对整个任务系统一无所知，而且没有任何参考方案，没有一个可用的程序、文档。他只能日以继夜的阅读国外资料，希望能发现一点漏网的蛛丝马迹，而且用天文学知识来启发自己的思路。他几乎没离开过机房，怕思路中断就难以续上，每天靠方便面填肚子。经过半年没日没夜的工作，他成功了。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这样的例子并不少。控制软件专家欧余军是1995年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，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。那是决定飞船能否安全返回的关键性软件，包括对飞船发送的所有指令、指令链和注入数据。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借鉴，要从零开始。中国飞船能否回得来，就全看这25岁的小伙子了。整整两年零八个月，不分白天黑夜的忙碌，他把软件做了出来，结果发现有问题。近三年的劳动成果全被推翻，他伤心得一个人躲在机房里放声大哭。中心的领导人认为哀兵必胜，坚持不换人。只剩下几个月了，欧余军成了机房里的拼命三郎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，像个活菩萨。任务完成了，他的身体也垮了，得了肾积水，经常疼得满头流汗。这时，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，一切全新，谁也不是内行，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指令。医生和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，他边输液边打键盘，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，飞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术。我为什么要讲他们，因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就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旁边，当时他们的同学、朋友在那里每个月挣万元以上。可在航天飞行控制中心，申劲松一千多元的工资还意味着日以继夜的辛劳，甚至一个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见一面。申劲松是这样说的：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，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。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，但我既然干了这个，就要认认真真地干。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。对一个人来说，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。在这篇网络文章之后，有个跟帖也很有意思。跟帖的作者回忆说： 1992年毕业前，酒泉来人，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，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。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、考研，对此漠不关心。在动员大会上，许多人插科打诨，胡言乱语，嘲弄带队的军官。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，只是应付了事。十年了，我们这些人出了国，成了所谓洋博士、土博士，可老实说，所学所用大都在为外国人牟利，而且我们的所谓“成果”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、渺小、微末。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，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。我们是逃兵。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“成功”吗？也许成功，也许不成功。也许有些将来成功，有些连将来也不算成功。我想起了我国“两弹一星”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。他生于1915年，是安徽人。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，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。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，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，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。 1949年，像那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，34岁的任新民先生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，为祖国出力。他很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，负责设计制造了“长征一号”，就是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那枚火箭。在他70岁以前，没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谓“成功”。 1985年，任先生70岁了，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，他的贡献才为人所知。1995年，80岁的他得到了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在他85岁时，国家向他颁发了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和“航天奖”。然而，他说，“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，个人的作用很小，很小”。成功的或者所谓“不成功的”，他们都获得了成功，因为他们推动了共和国的进步，他们与共和国一道前进，他们的祖国成功了，祖国是科学工作者们最坚强的后盾。人民会忘记很多事情，但将永远尊敬和记住这样一群人：他们为祖国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业当了螺丝钉。这些人不屈不挠，忠贞爱国，延续了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神话，成为我国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人们从此懂得，即便那些所谓“不成功”的科学工作者，他们与共和国重大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业绩，也会博得同胞们永恒的纪念，为世世代代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树立榜样。 3什么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？祖国是个抽象概念，比起薪水、工作环境、雇主的名声乃至北京户口，祖国似乎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。然而，中国的科学界向来有爱国主义传统。中国的科学就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，“科学救国”是中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们的动力。我国的进步依赖科学。没有科学，没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普及，没有用科学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，没有普及科学精神的现代教育，就没有我们贫弱的国家今天走向强大、富裕。祖国靠科学工作者，科学工作者背靠祖国，于是撑起了祖国这栋大厦。这大厦也给科学家们带来荣耀。数学家陈省身和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落叶归根，就是这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象征。什么是祖国？祖国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，是每一个中国公民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。祖国是我们大家的家。祖国在哪里？祖国就在你面前，就在你的学位论文里，就在你的实验室里，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，就是你每天面对的同学、老师、同事。祖国的兴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，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积累起来的。当我们未来的科学家、工程师们去庙里算命，买饭不排队，甚至加塞儿，那就是国家落后的原因。如果念书只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，不惜踩着别人往上爬，不善与人合作，只会偷懒，走歪门邪道，抄袭、剽窃、造假数据，甚至把国家的科研经费“洗”出来给自己买汽车和房子。这样，我们的国家就落后，就贫困。在一个遍地小农的国家，我们好不容易建设起了强大的工业，实现了工业化，却突然发现问题依然很多，环境污染、食品安全等等，很多都需要继续改善。然而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全体公民，特别是肩负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家、工程师们，要一起来努力，要用我们大家的手把这座房子撑住。别人的房子再好，那是别人的家。我们的房子再破，也是我们自己的家。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依托，也是我们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依托。这房子再简陋，也能给我们遮风挡雨，给我们一份终极的归属感，给我们温暖和安全。为了撑住我们的这座简陋的房子，为了把这座简陋的房子变成坚固舒适的广厦，为了一个工业的而且是绿色的中国，科学工作者们要时刻准备着，准备吃亏，甚至做出牺牲，正如那些航天城里的年轻人。 “科学无国界，科学家有祖国。”你的国家落后、贫困，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。你的国家先进、富裕、强大，你没有成名成家，但你永远不败，因为这国家的成功有你一份，你与国家共同进步。有人会问，这是不是狭隘民族主义。我讲两个道理。第一，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，中国的进步是对全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。中国的贫困落后问题解决了，人类解决第三世界贫困落后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决定性的提高。第二，科学无国界，但高科技有国界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封锁高科技，以保持它们对落后民族的压迫、剥削。中国的进步，中国的科技进步，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国界限制，就是对“科学无国界”的真正实践，就是给全世界被压迫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。因此，祖国的进步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，这使命属于世界，属于全人类，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以上概括起来有四个内容。第一，来自被压迫民族的科学工作者注定有祖国，不管他自己承认还是不承认。第二，在悲剧的祖国，成功的科学家依然是悲剧。第三，祖国的成功，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依托，是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希望。第四，在科学工作者的身上，全体中国老百姓寄托了热诚的期待，期待着你们勤奋、诚实、忠诚。 4四个故事我想讲四个故事来结束我的发言。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美国的萨克拉门托市（Sacramento）。那里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府，是淘金热的中心，也是华人聚居的地方，有很多华人到那里去淘金。那里有一条大河，叫萨克拉门托河（Sacramento River），河上有桥。一天，清朝政府有位领事，是一位武官，正在过桥，他身后有两个美国农民也在过桥。两人看着这个中国官员穿着清朝花花绿绿的官服，脑后拖着长辫子，很好玩，打赌他会不会游泳。于是两人一使劲，就把这位官员扔进了萨克拉门托河。官员不会游泳，淹死了。之后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这件事就像从来不曾发生一样。那个时候，中国人并不认同“中国”。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00年。八国联军只有两万个士兵，却打败了中国军队，占领了北京城，太后逃到西安去了。结果是，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。这个数字是按照当时中国户部的人口统计得来的，也就是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，一人赔一两白银。这笔钱折合成八国各自的货币支付。八国之中，美国“损失”（出力）较小，仅分得赔款中的7.3[%] ，即三千三百万两，估算为美元两千四百五十万元。后来，美国政府方面承认，其半数赔偿要求属于“虚报”，故将该款之近半，即一千二百万美元，交还中国，条件是用于兴办西学。那时的一千二百万美元是很值钱的。今天在美国买栋房子要五十万美元；那时候，只要几百美元。1867年，美国仅支付了七百二十万美元就从俄国买下了阿拉斯加，国会当时还嫌贵，差点就否决了。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能买多少个阿拉斯加？能买46.4个。阿拉斯加比整个中国东北还大，是美国最大的黄金、石油和鱼产品生产基地。庚子赔款自1902年起付，38年后的1940年付清，其间年利率为4％，总共支付了将近十亿两。在1900年之前，中国刚刚赔完甲午中日战争的赔款，两亿五千万两白银，价值25个阿拉斯加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中国人想不认同中国也难。第三个故事大家都熟悉。1950年，中国志愿军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到“三八线”了。这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打赢的第一场对外战争，而且是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作战，还是在外国的领土上。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明显标志。为了别人能平等地对待自己的民族，这就是任新民院士这些科技精英回归祖国的理由。最后一个故事。有一位国民党将领，是败军之将，自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，就不被重用了。20世纪60年代，他辞职去了南非，做点小生意过日子。那时南非与中国台湾关系密切，都自称是反共的坚强堡垒。与美国一样，那时候的南非也奉行种族隔离政策，但比美国还严格，黄种人是有色人种，在公共汽车上必须坐后排座，前排的座位属于白种人。 1964年10月17日，这位先生乘公共汽车，上车后他习惯地往车后面走。司机对他说：“你可以坐前排了，不用去后面了。”老先生非常诧异的说：“我是中国人。”司机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。”老先生说：“那，我不就该坐后面？”司机说：“你没看今天的报纸？昨天中国爆炸了原子弹，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。从今天起，中国人都可以坐前排座。”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泪流满面地说：“这车我不坐了，我下车走路。”红色中国为他挣来了前排座，挣来了一个民族整体的尊严，却永远断绝了他跟着蒋介石“反攻”回大陆的希望，也就永远断绝了他回归故乡的希望——至少在那个时候他是这样理解的。认同祖国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，那里面掺杂着无数个人的恩恩怨怨、爱恨情仇、委屈与失望。但是家就算还“丑陋”，也是我们自己的家。

来源：陈齐美发布时间：2019/5/28 16:52:37 浏览人次：34108

本文摘编自《士者弘毅》，原文为作者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程硕士开学典礼上的演讲，原文有删减

1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
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个中国大陆去的同屋，他读材料学博士，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，是尖子里的尖子。
在共和国前30年，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，是那时少见的城市贫民。他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妻子和六个孩子，孩子里只有他一个念了大学。他赴美不久，就信了基督教，而且很快开始激烈批评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国。
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陶瓷材料，那是最尖端的材料，可他毕业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。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，用我们的话说是“保密行业”，不容外国人插足。尽管他不喜欢祖国，却也无法通过美国政府的“安全检查”（security clearance）。后来，他给一家小公司做实验员，挣的是在大学里当助教的工资，每小时不到十块钱。再后来，他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，转行去做芯片工厂的质量检查员，工资才随着IT业水涨船高。那是种普通而平静的美国生活，但他永远不会成为陶瓷材料专家了。
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材料学博士，他若回祖国研究陶瓷材料，没有“安全检查”的问题，可以成为我国最出色的陶瓷材料专家。
不是大陆人的华人又如何呢？
40年前的1964年，年轻的李文和先生离开了台湾，去美国读博士学位。他很出色，毕业后在美国找到了工作，成为核专家，在美国能源部所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，而且成了那里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。那是美国最高级的实验室了。
李先生认同美国，热爱这个给了他机会和富足的新祖国。在这个新的祖国，他踢足球，喜欢野外活动，还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他还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，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，来中国做基础科学的学术报告，进行学术交流。他是美国人，但毕竟也是中国人，希望在自己母国的文化圈里获得认同和尊敬，是人之常情。他的每次北京之行，还都和美国情报机构配合，肩负了解中国核专家和核研究进展的任务，每次返回美国都向情报机构汇报。还有报道说，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者。
然而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，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，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，其中主要的指责之一是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的技术。美国情报机构断定，中国显然已经把核弹头微型化，而中国人不可能发明这种技术，除非是从美国偷，可他们找不到中国偷窃技术的根据。于是，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国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。
李文和并不研究武器设计，但在1999年底，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了，而且立即被工作了20多年的实验室开除，还丧失了退休金。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说，如果他不“承认”为中国做间谍，就要像用电椅处死罗森伯格一样处死他（1951年罗森伯格夫妇因向苏联提供美国核技术机密被捕，1953年被双双处死）。
李文和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，牢房没有窗户，灯永远开着，夜里也不会熄灭。他在牢里也要戴上手铐和脚镣，还经常挨饿。李文和自己感到，政府知道他不是间谍，无法接触敏感信息，所以想逼他自杀，把案子坐实。因此他提前声明，自己绝不会自杀。
新世纪更替的2000年元旦，他独自一人在囚室度过。在被关押了九个多月之后，他终于被迫承认一些轻微的过错，说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，这样才换取了出狱。他的“过错”是什么？就是把一些数据下载到个人计算机里。那些数据是公共信息，丝毫没有敏感性，只代表一个程序员的正常工作，实验室里人人都这么做。
现在，李文和依然认同美国，他在个人网站上发起了签名运动，期待美国总统向他道歉，期望美国政府向他道歉，从而赔偿他失去工作的损失。然而，在新出版的自传里，他却这样写道：
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，我经常想，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，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，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。狱中面壁，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：无论多么睿智，无论如何勤奋工作，像我一样的亚裔，像我一样的华裔，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，永远是“外国人”。
是的，对美国而言，你李文和虽然是美国公民，却是中国人。科学无国界，如果华裔科学家没有祖国，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，除非他不想成功，不想成为科学家。

2在成功的祖国
1996年，在中关村的西北方向，矗立起一座航天城。那里有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，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、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。我在网络上读到过一些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，很感动。
1999年11月20日，中国的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，飞船的一举一动都由北京中心遥控，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，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要从这里发出。任总调度的是一个北航毕业生，名字叫申劲松，当时只有26岁，神舟一号升空之日是他的26岁生日。第二天飞船返回时，他发现状态有些不对，只有20秒钟的时间做决定，而且决定的后果是巨大的。他做了决定，而且做对了。返回舱落地之时，申劲松没了感觉，就是腿软，汗从握紧的拳头中流下来。
到2002年神舟三号发射升空，这个1973年出生的28岁大男孩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了，他的工资只有1300元。事实上，整个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这样的一些青年人，全部是我国自己培养的。到神舟三号升空，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。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，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胸有成竹、满腹经纶的专家领军撑腰，就靠刚从学校出来的这些年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。
现在已经成为飞船轨道专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师大天文系的硕士毕业生，一进来就做轨道设计软件。可飞船还在制造中，飞船数据还不明确。他对整个任务系统一无所知，而且没有任何参考方案，没有一个可用的程序、文档。他只能日以继夜的阅读国外资料，希望能发现一点漏网的蛛丝马迹，而且用天文学知识来启发自己的思路。他几乎没离开过机房，怕思路中断就难以续上，每天靠方便面填肚子。经过半年没日没夜的工作，他成功了。
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这样的例子并不少。
控制软件专家欧余军是1995年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，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。那是决定飞船能否安全返回的关键性软件，包括对飞船发送的所有指令、指令链和注入数据。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借鉴，要从零开始。中国飞船能否回得来，就全看这25岁的小伙子了。
整整两年零八个月，不分白天黑夜的忙碌，他把软件做了出来，结果发现有问题。近三年的劳动成果全被推翻，他伤心得一个人躲在机房里放声大哭。中心的领导人认为哀兵必胜，坚持不换人。只剩下几个月了，欧余军成了机房里的拼命三郎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，像个活菩萨。任务完成了，他的身体也垮了，得了肾积水，经常疼得满头流汗。
这时，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，一切全新，谁也不是内行，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指令。医生和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，他边输液边打键盘，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，飞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术。
我为什么要讲他们，因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就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旁边，当时他们的同学、朋友在那里每个月挣万元以上。可在航天飞行控制中心，申劲松一千多元的工资还意味着日以继夜的辛劳，甚至一个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见一面。申劲松是这样说的：
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，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。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，但我既然干了这个，就要认认真真地干。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。对一个人来说，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。
在这篇网络文章之后，有个跟帖也很有意思。跟帖的作者回忆说：
1992年毕业前，酒泉来人，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，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。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、考研，对此漠不关心。在动员大会上，许多人插科打诨，胡言乱语，嘲弄带队的军官。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，只是应付了事。十年了，我们这些人出了国，成了所谓洋博士、土博士，可老实说，所学所用大都在为外国人牟利，而且我们的所谓“成果”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、渺小、微末。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，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。我们是逃兵。
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“成功”吗？也许成功，也许不成功。也许有些将来成功，有些连将来也不算成功。
我想起了我国“两弹一星”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。他生于1915年，是安徽人。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，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。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，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，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。
1949年，像那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，34岁的任新民先生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，为祖国出力。他很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，负责设计制造了“长征一号”，就是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那枚火箭。在他70岁以前，没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谓“成功”。
1985年，任先生70岁了，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，他的贡献才为人所知。1995年，80岁的他得到了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在他85岁时，国家向他颁发了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和“航天奖”。然而，他说，“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，个人的作用很小，很小”。
成功的或者所谓“不成功的”，他们都获得了成功，因为他们推动了共和国的进步，他们与共和国一道前进，他们的祖国成功了，祖国是科学工作者们最坚强的后盾。人民会忘记很多事情，但将永远尊敬和记住这样一群人：他们为祖国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业当了螺丝钉。这些人不屈不挠，忠贞爱国，延续了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神话，成为我国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人们从此懂得，即便那些所谓“不成功”的科学工作者，他们与共和国重大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业绩，也会博得同胞们永恒的纪念，为世世代代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树立榜样。

3什么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？
祖国是个抽象概念，比起薪水、工作环境、雇主的名声乃至北京户口，祖国似乎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。
然而，中国的科学界向来有爱国主义传统。中国的科学就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，“科学救国”是中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们的动力。我国的进步依赖科学。没有科学，没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普及，没有用科学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，没有普及科学精神的现代教育，就没有我们贫弱的国家今天走向强大、富裕。祖国靠科学工作者，科学工作者背靠祖国，于是撑起了祖国这栋大厦。这大厦也给科学家们带来荣耀。数学家陈省身和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落叶归根，就是这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象征。
什么是祖国？祖国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，是每一个中国公民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。祖国是我们大家的家。祖国在哪里？祖国就在你面前，就在你的学位论文里，就在你的实验室里，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，就是你每天面对的同学、老师、同事。祖国的兴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，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积累起来的。当我们未来的科学家、工程师们去庙里算命，买饭不排队，甚至加塞儿，那就是国家落后的原因。如果念书只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，不惜踩着别人往上爬，不善与人合作，只会偷懒，走歪门邪道，抄袭、剽窃、造假数据，甚至把国家的科研经费“洗”出来给自己买汽车和房子。这样，我们的国家就落后，就贫困。
在一个遍地小农的国家，我们好不容易建设起了强大的工业，实现了工业化，却突然发现问题依然很多，环境污染、食品安全等等，很多都需要继续改善。
然而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全体公民，特别是肩负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家、工程师们，要一起来努力，要用我们大家的手把这座房子撑住。
别人的房子再好，那是别人的家。我们的房子再破，也是我们自己的家。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依托，也是我们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依托。这房子再简陋，也能给我们遮风挡雨，给我们一份终极的归属感，给我们温暖和安全。为了撑住我们的这座简陋的房子，为了把这座简陋的房子变成坚固舒适的广厦，为了一个工业的而且是绿色的中国，科学工作者们要时刻准备着，准备吃亏，甚至做出牺牲，正如那些航天城里的年轻人。
“科学无国界，科学家有祖国。”你的国家落后、贫困，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。你的国家先进、富裕、强大，你没有成名成家，但你永远不败，因为这国家的成功有你一份，你与国家共同进步。
有人会问，这是不是狭隘民族主义。
我讲两个道理。第一，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，中国的进步是对全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。中国的贫困落后问题解决了，人类解决第三世界贫困落后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决定性的提高。第二，科学无国界，但高科技有国界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封锁高科技，以保持它们对落后民族的压迫、剥削。中国的进步，中国的科技进步，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国界限制，就是对“科学无国界”的真正实践，就是给全世界被压迫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。因此，祖国的进步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，这使命属于世界，属于全人类，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以上概括起来有四个内容。第一，来自被压迫民族的科学工作者注定有祖国，不管他自己承认还是不承认。第二，在悲剧的祖国，成功的科学家依然是悲剧。第三，祖国的成功，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依托，是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希望。第四，在科学工作者的身上，全体中国老百姓寄托了热诚的期待，期待着你们勤奋、诚实、忠诚。

4四个故事
我想讲四个故事来结束我的发言。
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美国的萨克拉门托市（Sacramento）。那里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府，是淘金热的中心，也是华人聚居的地方，有很多华人到那里去淘金。那里有一条大河，叫萨克拉门托河（Sacramento
River），河上有桥。一天，清朝政府有位领事，是一位武官，正在过桥，他身后有两个美国农民也在过桥。两人看着这个中国官员穿着清朝花花绿绿的官服，脑后拖着长辫子，很好玩，打赌他会不会游泳。于是两人一使劲，就把这位官员扔进了萨克拉门托河。官员不会游泳，淹死了。之后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这件事就像从来不曾发生一样。那个时候，中国人并不认同“中国”。
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00年。八国联军只有两万个士兵，却打败了中国军队，占领了北京城，太后逃到西安去了。结果是，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。这个数字是按照当时中国户部的人口统计得来的，也就是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，一人赔一两白银。这笔钱折合成八国各自的货币支付。八国之中，美国“损失”（出力）较小，仅分得赔款中的7.3[%]
，即三千三百万两，估算为美元两千四百五十万元。后来，美国政府方面承认，其半数赔偿要求属于“虚报”，故将该款之近半，即一千二百万美元，交还中国，条件是用于兴办西学。
那时的一千二百万美元是很值钱的。今天在美国买栋房子要五十万美元；那时候，只要几百美元。1867年，美国仅支付了七百二十万美元就从俄国买下了阿拉斯加，国会当时还嫌贵，差点就否决了。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能买多少个阿拉斯加？能买46.4个。阿拉斯加比整个中国东北还大，是美国最大的黄金、石油和鱼产品生产基地。庚子赔款自1902年起付，38年后的1940年付清，其间年利率为4％，总共支付了将近十亿两。在1900年之前，中国刚刚赔完甲午中日战争的赔款，两亿五千万两白银，价值25个阿拉斯加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中国人想不认同中国也难。
第三个故事大家都熟悉。1950年，中国志愿军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到“三八线”了。这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打赢的第一场对外战争，而且是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作战，还是在外国的领土上。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明显标志。为了别人能平等地对待自己的民族，这就是任新民院士这些科技精英回归祖国的理由。
最后一个故事。有一位国民党将领，是败军之将，自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，就不被重用了。20世纪60年代，他辞职去了南非，做点小生意过日子。那时南非与中国台湾关系密切，都自称是反共的坚强堡垒。与美国一样，那时候的南非也奉行种族隔离政策，但比美国还严格，黄种人是有色人种，在公共汽车上必须坐后排座，前排的座位属于白种人。
1964年10月17日，这位先生乘公共汽车，上车后他习惯地往车后面走。司机对他说：“你可以坐前排了，不用去后面了。”老先生非常诧异的说：“我是中国人。”司机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。”老先生说：“那，我不就该坐后面？”司机说：“你没看今天的报纸？昨天中国爆炸了原子弹，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。从今天起，中国人都可以坐前排座。”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泪流满面地说：“这车我不坐了，我下车走路。”红色中国为他挣来了前排座，挣来了一个民族整体的尊严，却永远断绝了他跟着蒋介石“反攻”回大陆的希望，也就永远断绝了他回归故乡的希望——至少在那个时候他是这样理解的。
认同祖国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，那里面掺杂着无数个人的恩恩怨怨、爱恨情仇、委屈与失望。但是家就算还“丑陋”，也是我们自己的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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